夫家国之理乱，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圣人之造书契以通隐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则文以致理，武以定乱，文虽致理不必止其乱，武虽定乱不必适其理。故防乱在乎用武，劝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递，使舟车之更载也。是以汉祖矜功，陆贾谕以为学；鲁公赴会，仲尼请其设备。盖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内诚，不在乎夸饰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强名也。苟以强名，则吴虽多利兵，适足彰其败也；苟以夸饰，则鲁虽尽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筑长城修战伐，劳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陈涉之流，坐乘其弊，祸起於强名也；王莽构灵台兴礼乐，赋敛无度，人不聊生，遂使圣公之徒，行收其利，败始於虚饰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虽务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斫材，虽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细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终以为乱也。此未得其大体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简易，简易则易从，将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备，必在乎恬淡，恬淡则自守，恒以逸而待劳。恒以逸而待劳则攻战无不利，有耻且格则教化无不行。化行而众和，战利而寇息，然后澄之以无事，濡之以至仁，此圣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内而索之於外，不抚之以性而纵之以情，烦文以黩下，暴武以困众，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虽然，犹有其弊，何者？昔伯益凿井、燧人钻木，水火之利于今赖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赵城，董卓因之以焚汉室，是乃为害亦以甚矣。然则文武者理国之利器也，而盗窃者亦何尝不以文武之道乱天下乎？故章邯以军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义而篡齐国。则有理不能无其乱，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马者先去其害，驱羊者亟鞭其后。后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马之所亡也。鲁不能去三家之害，国之所叛也；晋不能鞭六卿之后，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则虽有简易之文，恬淡之武，适足助其乱也。安可得其理乎！故圣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贼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乱，非文武有去就之私，盖人主失其柄也。故  孔子  (《两同书》人物)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