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祀郊祀配位郊祀仪注祈谷大雩大飨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  周武  (《明史》人物)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硃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  孔子  (《明史》人物)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  苏轼  (《明史》人物)、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硃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