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方叔书

轼顿首方叔先辈足下。屡获来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胜。录示《子骏行状》及数诗，辞意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极喜慰。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足下之文，过人处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骏行状》之类，笔势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多矣。轼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名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轼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轼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爵禄砥世，人主所专，宰相犹不敢必，而欲责于轼，可乎？东汉处士私相谥，非古也。殆似丘明为素臣，当得罪于孔门矣。孟生贞曜，盖亦蹈袭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愿足下此等也。轼于足下非爱之深期之远，定不及此，犹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书来，亦论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岂有终汩没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丧失所有。言切而尽，临纸悚息。未即会见，千万保爱。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轼顿首。

上知府王龙图书

执事自轩车之来，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洋溢布出而不可掩，虽户给之粟帛而人赐之爵，其喜乐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术以致此哉？轼也安足以议！虽然，请得以僭言之。盖明公之于蜀人，所以深结其心，而纳之安居无事以养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

夫海滨之人，轻游于江河。何则？其所见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闻其言语而被其教诲者，皆足以为贤人，而况于公乎？度其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且公为定州，内以养民殖财，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为之三年，而四方称之。况于实非有难办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劳而自成也。此其所以为易者一也。自近岁以来，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皆闻见所熟，以为当然，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井之中。方其困急时，箪瓢之馈，愈于千金，是故莫不欢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为易者二也。

虽然，亦有所至难。何者？国家蓄兵以卫民，而赋民以养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于养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于赋民者，其忧远而难救。故夫庚子之小变，起于兵离。而甲午之大乱，出于民怨。由此观之，固有本末也。而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难救之远忧，而有志于民者，则或因以生事，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此其所以为难者一也。蜀人之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郁，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尝无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诉，是以犹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诉，其诉者又不见省幸，而获省者，指目以为凶民，阴中其祸。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连帅之职，执民之权，而不能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贤者，则民望之深而责之备。若夫庸人，谁复求之。自顷数公，其来也莫不有誉，其去也莫不有毁。夫岂其民望之深责之备，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饥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倾耳耸听，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为难者二也。

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无忽其所以为易，而深思其所难者而稍加意焉，将天下被其泽，而何蜀之足云。轼负罪居丧，不敢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