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生活于十三世纪下半叶到十四世纪初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加入“元贞书会”，创作杂剧十三种，现存八种。他的散曲近人辑为《东篱乐府》一卷，收小令一百零件首，套数十七套。作为一个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马致远对汉族国家的灭亡，怀抱深切的哀痛，对蒙古贵族歧视、压迫和掠夺汉人的政策郁结着难言的悲愤。但当时元朝的统治正日趋巩固，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不能坦率地表白，只好“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通过  昭君  (《汉宫秋》人物)出塞这个历史题材曲折地宣泄出来。

昭君出塞和亲的史实，载于《汉书》的《元帝本纪》、《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汉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咏叹昭君的文学作品出现，仅诗歌就有六百多首，戏剧也有二十多种。比较重要的，有汉代托名王嫱写的《昭君怨》歌辞，晋、宋间石崇作的《王明君辞》，以及相传为葛洪编的《西京杂记》里的《王嫱》，等等。唐、宋时同类题材的诗篇就更多。历史上的  王昭君  (《汉宫秋》人物)虽只有一个，她的艺术形象却千姿百态，后代的作家往往借用历史题材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明以后的昭君戏，尚有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无名氏的《和戎记》、《青冢记》。清代有薛旦的《昭君梦》，尤侗的《吊琵琶》，  周文  (《汉宫秋》人物)泉的《琵琶语》等，成就都远不及《汉宫秋》。可以说，《汉宫秋》是历代昭君故事中一枝色彩璀璨的鲜花，它以个性化的人物、宏丽的场景、新颖的主题出类拔萃，成为古代悲剧的一种杰作。《汉宫秋》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对和亲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的描写。历史上昭君的出塞和亲，是在汉强胡弱、呼韩邪和元帝称臣的形势下安排的。这一决策加强了两族的团结，确保彼此的安全，是令人鼓舞的一件盛事。历代传诵的故事尽管人物情节千变万化，胡汉双方的阵势几乎始终如一，只有唐代的《昭君变文》把单于写得相当强大，足与汉王室相抗衡。到了马致远的笔下，双方的力量出现逆转，匈奴方面倚势要挟，汉王室则忍辱屈从，这种胡强汉弱的形势，改变了和亲的性质，也导致作品主题、人物和情节的大幅度改变。

过去同类题材的作品均以昭君为中心人物。或哀其不遇，怜其远别；或颂其美貌，嘉其胆识。《汉宫秋》则一反传统，以汉元帝为中心人物，别出心裁地虚构了他和昭君从相遇、热恋到生离死别的爱情波折，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又塑造了一味阿谀逢迎的中大夫毛延寿、只会“山呼万岁”的尚书五鹿充宗的形象。把匈奴的强盛骄横、汉王室的荏弱衰竭同时搬上舞台。这就把悲剧的主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抒写个人命运的不幸扩大而为描绘整个民族的屈辱苦难，使作品成为一幅具有时代特征的悲剧画卷。

如果认为马致远选择汉元帝为悲剧的主人公，仅仅是因为他擅长写末本戏，那是不够全面的。这个新的艺术构思同创作动机密切相关，作家的企图显然是通过这出悲剧，揭示民族衰败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的目光不能不转移到汉族统治集团成员的身上。因为在作家看来，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正是这一场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分析《汉宫秋》登台的角色，可以窥见这个意图：元帝沉缅声色，怠于政事，信用奸邪佞谄之人；五鹿充宗、毛延寿等文臣武将窃取高官厚禄，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一旦国难当头，或诿过卸责，或卖国求荣。这就是作家对导致民族危亡那些腐朽作风的揭露和鞭笞！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汉元帝、五鹿充宗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马致远并没有照搬史实，却重新作了一番艺术概括。他主要的生活根据自然是不久前覆亡的金王朝和南宋王朝，但由于作家历史知识的丰富，艺术技巧的熟练，他取材的范围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历代王朝末日的种种情状，都成了他泼墨走笔时的摹本。这就使他所塑造的角色充分典型化，舞台演出实际上成了封建社会末代王朝的真实写照。因此不仅是元代，而且明清以来的观众在欣赏《汉宫秋》一剧时，都因其中的人物情节毕肖现实而引起强烈的共鸣。《汉宫秋》并不是一出以情节取胜的悲剧，它的戏剧冲突在第二折就基本解决了，第三折是个尾声。但观众历来并不以看到了矛盾的解决为满足，还要倾听第三折《梅花酒》、《收江南》等脍炙人口的曲子，细味第四折汉元帝被失偶孤雁唤醒后一整套抒情的唱段。因为品味曲词和音乐原是我国古典戏剧欣赏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的戏曲是吸收了唐诗铿锵的韵律、宋词悠扬的乐调，汇合人物和情节深铸成的独特艺术形式。马致远是向来为人称道的文采派作家，《汉宫秋》的曲词不但文思精妙，文采斐然，尤擅长于把外界景物的描写同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发融为一体，因景生情，以情化景，兼以音乐导引，观众便如入幻境，陶醉其间，获得奇妙的艺术享受。

本剧以臧懋循编的《元曲选》为底本，以陈与郊编的《古名家杂剧》和孟称舜评点的《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为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