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  孔子  (《大义觉迷录》人物)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译文】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怎么能拿人类中的君臣礼义关系移到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的纲纪等分上去用呢？管仲忘记公子纠被杀之恨而去做仇人的臣下。孔子为什么会宽恕他，并且反过来称赞他有仁义之心呢？是由于华夏民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王关系的伦理纲常。华夏和夷狄民族的区别就像人与物体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天下的第一道理。所以孔子赞许管仲的功绩。”

还有“华夏汉族人与夷狄少数民族是没有君臣等分关系的”等言语。君臣之礼在五伦中居于首位，决然没有自身缺少一伦，却可以做人的道理。曾静当时认为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不知道你从前是以什么人为君王的，并且到现在你还是心甘情愿低头俯首地把君臣礼义关系移用于夷狄少数民族等分上呢？或者是始终认为你与夷狄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呢？你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

曾静供：所有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语，都是在雍正五年的冬天和雍正六年的春天时记载下的。我的确是因为看见吕留良在评论孔子称赞管仲仁义之举的文章中，写有“华夏汉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臣关系的伦理纲常”的说词。所以推论出以上的荒谬说法。其实，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往昔并没有过这种看法，怎知道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圣贤原来不是在地域上来论说的。如果以地域来区分，那么虞舜生在山东，是东边的少数民族，  周文  (《大义觉迷录》人物)王生在陕西，是西域的少数民族，都讲不通了。能说虞舜和周文王不是人类可以吗？并且更不是圣贤君王，可以吗？何况自虞舜、周文王以下，不知道还有多少行为端正、为人师表、道德高尚留传百世的人，如：周敦颐、张载、陈良，都是生在四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一一数出许多这样的人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过去中了吕留良的毒害极深，所以不能明察他的谬误，却发出了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论。直到今日亲身被皇上用盛大的宏恩来点化我，并且晓得了本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都是实行仁义的结果，是天意和人心所归向，顺应合乎天理的。而且我朝皇上道义仁德隆盛，是从古至今所未曾见过的，即使偏处于东海到北海的每一角落，凡是皇上声威名望所传到的地方，人们都尊崇和亲近他，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的。况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生活在中原，亲身感受到了皇上的安抚之恩德，而现在又是皇上的赤子百姓。所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今天甘心情愿低头臣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弟子诚服孔子一样。一是为了本朝统一天下的正义之举，从古到今很少见到。二是为了皇上仁备的隆盛广大，生民百姓都不能具备。我心悦诚服，就是因为自己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最高的诚信之情和像天地一样宽大的义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即使是一个像草木一样无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应当欣然向荣了，何况我是个有血有气的人，又怎敢不尊崇和亲近于皇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