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  孔子  (《大义觉迷录》人物)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悦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开读启蒙经书，叙述儒家的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等言语。曾静你把孔子和吕留良相题并论，推崇尊奉，诵颂效法，心悦诚服到了极点，确又是什么见解呢？曾静，你是只就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因此信服他的才学？还是另外有其它缘故？今日你又极口痛斥吕留良邪恶叛逆的滔天罪孽，与前面所说的“叙述儒家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的意思，迥然不同，不知道曾静你是真心痛斥吕留良的大逆不道呢？还是伪装作怨恨，而心中却始终是心悦诚服，推崇尊奉他呢？你要据实供出。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悦诚服吕留良，实在是没有其它原因，只因为我这山野鄙夫邪僻的性情，见识浅陋，读的书只心悦诚服夏、商、周三个朝代治理国家的体制和法令制度尽善尽美。于是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功德之大，是个体察天意；三代立政治国的根本，是个全心为民。一切政令制度，都是顺合天意，为百姓谋划。他们在教化修养方面的大建树，则是建有井田和学校两种制度。然而世间儒士们大多认为不可以恢复这两种制度，唯独吕留良在他的著述文章中认为可以恢复。这正好与我这邪僻的性情相投合，于是不觉心悦诚服，推崇他直接承继了孔孟的儒家道统到此，实在没有其他缘故。这样看来当日之所以推崇尊奉吕留良，原就是被他所著述的文章蒙骗、迷惑所造成的。今日我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见到他著述的遗稿残篇中，写有荒谬绝伦、大逆不道的言语，甚至是丧尽了天理良心，竟然忍心去讥讽、诋毁圣祖皇帝。凡是身为朝廷的赤子百姓见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岂能有不切齿痛恨的道理！这也是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身明晓大义所显现出的天理良心和根本的情理。本应如此，到了此时，岂能还有一点一滴伪装的怨恨之心呢？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己能够明晓大义，固然应当如此，但如果不是弥天重犯今日亲眼目睹了皇上高贵的品德，圣明的治理，非凡的才学，宏大的气度，是这样从古到今都未曾有过，那么，从前即使看到吕留良的残稿遗篇，也未必能够像今天这样对他极口痛斥谴责。然而假若不是看见了他讥讽诋毁圣祖皇帝的大逆不道言论，也就更不能够对他极口痛斥谴责得如此深恶痛绝了。这是我这弥天重犯从心肝肺腑中吐出的真实言语，绝没有一字一句的欺骗和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