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严祺先文集序归庄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诗亦怪怪奇奇，独辟门户，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曰《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是也，岂非以其汲汲于求于求知干进，志在利禄乎？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镌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则挟以为贽，如此，文虽佳，俗矣，吾读严子祺先生之文，深叹其矫然拔俗也。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艺术，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经学。平日重名节，慎行藏，视世之名位利禄，若将浼焉。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韩子尝言：“人笑之，则心以为喜。”夫人之笑韩子者，特以其言辞为流俗所笑，犹杰然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严子之文，余所见止数十篇，论理论事，明快严峭，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言辞之工如此！然吾以为文辞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矫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为迂者也。夫世共笑为迂，余独不以为迂，而欣赏叹诧，则余亦迂甚矣哉！（选自《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参考译文】韩文公的文章，振起了八个朝代以来的衰颓（文风）。他的诗歌也是怪异奇特，独自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但是朱熹（考亭先生）曾经批评他诗文的俗气，认为他的《上宰相书》和《符读书城南诗》就是这种情况，（他）不正是借此来急切的谋求仕进，志在财利俸禄吗？所以我曾经说，写文章的事情，不说别的，必须首先去除他的俗气才行。现在天下文人很多，身处偏僻乡野，却（试图）在高官权贵那里通报自己的姓名，并且早晨写篇文章，傍晚时候就刊印出来，经常结集成鸿篇巨制，在拜谒达官贵人，结交知名人士时，就拿它来作为见面的礼物。像这样，文章即使不错，也显得很俗。我读严祺先先生的文章，深深的感叹他的卓尔不群，超出世俗之人。无锡自从顾端文（顾宪成）、高忠宪（高攀龙）两位先生在东林讲学，远远的继承古圣绝学，圣人流传下来的风尚不曾远离，严先生出生在这个地方，诵读诗书，蒙受教化，信奉儒学，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很一精一通。平日看重名节，行止（行，做事；藏，隐退）谨慎。看待社会的功名利禄就好像将要玷污了他。心有感触愤懑填塞其中，就事而发感慨，所以他的文章行文的主旨（思想），大多是被世人耻笑为不合时宜的。  韩愈  (《课外文言文》人物)曾说：“他人取笑我，我心中把它当做一种喜悦。”人们笑韩愈，只是因为他（文章的）言辞被流俗取笑，仍然还算是杰出的一代儒家领袖；如果是文章的主旨（思想）被流俗取笑，不又是比古人（韩愈之类）更超出一层了吗！即使这样，假如韩愈处在当今之世，他行文的主旨（思想）也应当像严先生这样不合时宜，一定不至于写出《上宰相书》和《符读书城南诗》这样的诗文，而被名儒大家所嘲笑。严先生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只有几十篇，论理叙事，语言明快晓畅而思想严峻犀利，一个恭谨温顺的读书人却能以文笔杀人，其文章言辞的一精一巧犀利可见一斑。但我认为，文辞的一精一巧，现在世上那些不免于俗气的文人，也有的能做到这一点；严先生之所以卓尔不群而超出一般的俗人，是在于他文章的命意立论，被世俗之人所共同讥笑为不合时宜。世人都讥笑他不合时宜，只我不这样认为，且（对他）欣赏感叹，那么我也迂腐得厉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