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原文】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    李牧  (《课外文言文》人物)  (《课外文言文》人物)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译文】六国的灭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不好，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会问：“六国接连灭亡，都是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单独地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秦国在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市。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实际多到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比战败所丧失的土地，实际也要多到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六国诸侯最大的祸患，当然不在于战争。想到他们的祖辈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全把他送给别人，好像抛弃（不值钱的）小草一样。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可是第二天）起床向四境一看，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贪心永远没有满足，（诸侯）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秦国对诸侯的侵略也越急。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了。终于落到全部覆亡，是理所当然的事。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对了。齐国并没有贿赂秦国，（可是）终于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避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守住他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所以燕虽然是个小国，却最后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    荆轲  (《课外文言文》人物)  (《课外文言文》人物)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对秦国五次作战。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他们的）智谋和力量都很单薄，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护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道理，假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判断（出高低来）呢。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了却咽不下咽喉的。真可悲叹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六国的势力虽然比秦国弱，可是还有可以用不赂秦的手段战胜秦国的形势。假如我们凭仗着这样大的国家，而重蹈六国灭亡的老路，这就是又在六国之下了。赏析：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苏洵  (《课外文言文》人物)  (《课外文言文》人物)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