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交关的生命意义第九篇《子罕》，可以说是第五篇《公冶长》、第六篇《雍也》两篇内容的引申。多半是讲  孔子  (《论语别裁》人物)的思想，与学问教育的观点，以及一般历史思想观念的阐扬。第一句话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由这一篇的记载，就知道孔子平常很少讲“利”。所谓“利”，现代的观念每每就只对钱财而言，而在这里的内容，同时也具有“利害关系”的意思，我们听了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大服气，因为我们平常也似乎不大谈利害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研究起来，尤其研究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随时随地，打利害关系的主意。尤其春秋战国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国与国之外交，随时随地都在利害的观点上。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家，  荀子  (《论语别裁》人物)、  韩非子  (《论语别裁》人物)，尤其韩非子有一篇《说难》，就谈到说话之难。在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考试，人要取得功名富贵、事业地位，多半要靠游说。所谓游说之士，并不是乱吹就行，必须要学问渊博，同时具备丰富的现代知识。去见各国的领导人，拿出个人的特别见解，指出当时的利害关系，所谓动之以利害，取得人主的信任，就可荣获功名地位。所以这句话中“利”字的涵义，我们先要了解。对人“说之以利害”，几乎没有人不动心的，人生能做到对一切名利无动于衷，就是真正最高的学问。由这一篇书看，孔子讲不讲利害？“罕言利”，并不是绝对不讲，而是很少讲。如果我们想象到一个圣人，绝对不讲利害关系，那也是过分地“高推圣境”，是绝不可能的事。其次，孔子讲不讲命？后世以算命看相的“命”为命，但是这里的命是广义的，包涵生命来源的意义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说生命的来源，尤其说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但由宗教发展到哲学、科学，一直到现在，究竟生命的来源怎样？还没有搞清楚。从这一点，可见人类文化，不论东方、西方，都还幼稚可笑，对人类本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宗教家解决不了而演变成哲学，哲学家解决不了而发展成科学，科学家分门别类去追究，向太空、向物理、向医学追究，都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国人不大追究生命来源这个问题，尤其孔子思想，在下论中就提到“未知生，焉知死？”不要问，所以对于“命”，孔子很少讲。因此，学校里念哲学的人、教哲学的人，并非真通哲学，只能说是替哲学家传播哲学知识。真正哲学家，都不是学哲学出身的。曾有一个在日本学医的学生说，学了医以后，感到痛苦，反而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发生许多怀疑，所以需要学哲学，否则脑子要崩溃。他这个意见很对，但从书本上学哲学很糟糕，结果只成为一个哲学书呆子，而不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大多不是学哲学出身的，像现在流行的存在主义，也是一个医生搞出来的。很多人懂得哲学而不是哲学家，譬如乡下没有读过书的人，往往就是大哲学家。去问一位乡下老太太，这样大热天为什么还工作得那样辛苦？她说：“命不好啊！”这是大哲学家，她辛苦了还是心安理得，没有烦恼痛苦。真有哲学知识的人，没有她痛快。所以有许多学哲学的，最后学疯了，究竟人生为了什么？越搞越不清楚，后来觉得人生没有道理，为了解决自己，弄到只好自杀，这就是不懂命。孔子在教育方面，知道哲学上生命来源的道理，很难讲得清楚，所以很少讲。第三，孔子很少说“仁”，这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讲中国文化，动辄讲孔子，而且动辄讲孔子思想中心的仁道。现在我们根据《论语》，至少它的内容是孔子学生们直接的记载，这不能不承认的。而这里说孔子很少说“仁”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仁，但这里又说孔子很少讲仁；再说《论语》第四篇就是《里仁》，全篇都是有关仁的记载，这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讲《里仁》篇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里所讲的只是仁的作用、仁的性质，对于“仁”本身究竟是什么，《里仁》篇中并没有下定义。所以这里说孔子很少讲“利”，很少讲“命”，很少讲“仁”。这三种中心问题都很难讲。现在讲到这里，我们暂时保留，因为下论讲到时，大家可以从《论语》全书中，自己找出答案。历史文化先驱下面继续叙述孔子。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达巷是一个地名。党人的党不是现代观念的党，古代所谓党，就是地方社会的观念。在达巷这地方有人说，伟大的孔子，有这样渊博的学问，他什么都懂，而不是仅仅某一样的专家。这里“无所成名”的成名是指专学之名，就是不固定为某一项学问的名家。在古代的书上常有“名家”这个名词，如对三民主义的教授，可称为“某某先生是擅讲党义名家”。他自成为一家了，就是他的成名表达了他的专长。在这里所说“博学而无所成名”，就是说孔子样样懂，不止是哪一种学问的专家。孔子听到了人家的这种评论，就很风趣地对他的弟子们说，这叫我抓住哪一点？作哪一种专家好呢？我去当骑马驾车的专家好？还是当军事射箭的专家好？我还是学驾驶吧！从字面上看，这段文章，就这样解释完了。所以这些书，我们小时候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头大得很。这有什么意思呢？老师还要我们背诵，一边背诵一边在摇头晃脑，就是表示抗议。老师要我们背诵只好背诵，不过就是靠这个办法，背诵以后经过几十年时间，如今一张口就念出来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大有道理，他这个“执御”的驾驶人，意思是要领导文化，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先驱者。所以弟子们把他这句话记下来，是有深意的，并不是对不要紧的话都死记不忘。礼的变态下面是讲孔子的思想：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是孔子的思想，他看到当时的时代感到悲哀。上古时候，长辈死了，丧帽是麻做的，很考究。孔子说这虽然是古礼，但现在的人，越来越简化了，用纯麻披孝就够了，比较节俭。孔子对丧礼也取节丧的意义，他也同意节俭、简化。中国本是礼义之邦，古代与人相见，跪下来拜，孔子说这是礼貌，“拜下，礼也。”但现在的人，没有行礼的诚恳，“拜乎上”，拱拱手就算了，很讨厌跪拜行礼的事，只求自己舒服一点而偷懒，就是不诚恳。对于这一点，孔子认为敬礼的一精一神，须要绝对的诚恳，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即使是违背了时代，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做法，但还是要保持我们古礼为上，因为它内涵传统文化的一精一神，并非徒重外表而已。孔子当时所处时代的情势，可以说和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都流于形式，只重外表不重一精一神。甚至外表的形态上也成问题，譬如现在的敬礼，变成纯粹的招呼，就是打个招呼而已。不但内心没有诚意，连外面的形态姿势都是花样百出，像希特勒式的举一举手、傲慢式翘翘下巴，欧美式的哈、嗨，统统出笼，洋洋大观。这个时代问题，你我都有责任，尤其是家庭教育，更不可忽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句话很容易解释，很容易懂。可是这不止是文字的问题，要在这一生中行为修养上做到，实在很难。这里说孔子对于这四点，是绝对做到了。第一是“毋意”，（这个“毋”与有无的“无”字通用，不过在《论语》上以及古书的否定词，多半用这个“毋”。）这是说孔子作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第二“毋必”，他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这一点也是人生哲学的修养，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中国人有两句名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又有两句说：“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这也代表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到一个是真正的知己。这就说明了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事实上“毋必”，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第三是“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就是孔子学问修养的伟大处。这里发挥起来，便要与别家的思想作一比较。如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甚至有恐惧感的佛家思想中有名的《金刚经》。（所谓“经”，也便是“四书五经”的“经”的意思。）这部书中也有四个类似上面所说的观念，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佛学中所谓“相”，就是形象或现象。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往往感觉到很痛苦、烦恼，总是被现象困住了。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而孔子的四绝观念，也就是平等相。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一次某大学社团举办的哲学讨论会中，讲过一个“我与无我”的专题。我们常在哲学上看到作人做事要做到无我的境界。可能吗？先就事实来说，不可能。譬如有人说：“我告诉你，我绝对客观。”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已经非常主观，因为“我很客观了。”这就是“我”的主观。哪里是客观？等于说“中”，天下有没有一个“中”？因为“中”是对两边而言，才构成了“中”这个观念。其实对比出的这个“中”，对另一点来说又是偏了，没有绝对的中。又用方位来说，你站在一个房间，说自己是在中，前后左右是东南西北，可是站在北方看你是站在南方，在南方看你是站在北方，没有中间的。所以说绝对“无我”，在观念上有这个名称，真要做到无我，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绝对没有，一旦真的做到无我的话，就会非常快乐。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有我”而来的。如果我们手里拿了一件东西，别人需要时，一定舍不得给人，因为别人需要它时，也正是自己需要它的时候。假如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而给别人，就是最快乐的境界。有一位学佛的朋友来问，什么叫“菩萨”？我说这是印度梵文的名称“菩提萨”，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所含的意义就是“觉悟有情”。自己对于人生哲理觉悟了，可是对于这世界，对于一切的事物非常多情，而尽量施以助力。所以中国人说“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这就是菩萨的境界，等于中国人说的圣贤，名称不同，发音不同而已。他们又问学佛的人是否都成菩萨？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菩萨。不过我朋友曾经看到一个人，可以说得上是菩萨。那是二十年前，有一艘驶往澎湖的船，途中遇难了。船上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本有肺病，因事乘了这船到澎湖去。在海难来时，有船员看见他有病，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要他先离船逃生。他接到救生圈后，仍然很从容，并没有立即套上。后来看见一个妇人抱了一个孩子逃上甲板，他就把那个救生圈转送给了这对母子。他说他是有肺病的人，早死晚死一样的。原来丢救生圈的船员，忙了一阵子回来，见他还逗留在船上，救生圈也没有了，问他怎么还不逃命？救生圈哪里去了？他只笑笑，（这种状况下，他还能安详地微笑，可见是什么样的胸襟了。）也不讲话。这位船员东找西找，又找了一个救生圈给他，他又送给了另外一个人逃生。结果船沉了，他也沉了，非常从容。这是“无我”。他这样做不是被强迫的，完全是自动的，这就叫做“无我”、爱人。我们心里觉得这件事情很悲惨，但在他的心境却很安然。他不是自杀，他觉得别人更值得同情、怜悯。但在事实上，平常一般作人做事，没有办法真无我。每个人同样画画，画出来各有不同。你写文章如在文章里“无我”，就没有你的意境了，就不要写了。同样一件事情做起来就有“我”的一精一神。要将全副的我，摆到无我的境界里，才可以达到真的“无我相”。孔子的这四点，大概用佛家的这观念来相互衬托一下。实际上这四点是全部孔门学问的中坚，所以孔子教我们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接下来以一个事实，来讲孔子为什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当时有一个坏人叫货，据说货貌如孔子，他的相貌长得和孔子一样，宋人都要杀掉他。孔子带了一大堆学生，经过那里，大家以为他就是货，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这是有名的“子畏于匡”事件。古代的文字简单，只用一个“畏”字。实际上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当然孔子的学生们感到很严重，也可以说吓死了。可是孔子说，没有事，你们放心好了。他非常相信命，不过这个命不是普通算命的命。他说自文王死后，五百年来，中国文化衰落到现在，难道中国文化的命运真要断了？不要流传吗？如果上天有意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断绝，那么就应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文化，可是事实上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说上天并无意断绝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要让他流传下去，那么今日就还要留着一点。如果这样，老实说，我今天对于中国文化，是全心全力贡献在这件事上；也只有我对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能够发挥。像这样，那么你们放心，我死不了，匡人也不会把我杀死。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一精一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再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谈军事一精一神，把学生马上一组织，变成战斗的力量，也很容易。但是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始终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这一段说明他作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一精一神。他这一次困难，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等于现在和年轻人讲抗战时期的情形，讲死了他们也体会不出那种味道。没有跑过警报，没有躲过炸弹，没有逃过难，那种味道年轻人始终不知道的。孔子当时的处境是万分危险，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不在乎。他反而慰勉学生，放心！死不了的。中国文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上天有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是我们该死。假使上天无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我们不会死的。这是孔子处患难中的一精一神。良冶之门多钝铁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大”读“太”，大宰是春秋时代的职官名称。有位大宰问子贡说，孔夫子这位老师，真是圣人，他为什么这样渊博，样样都会？子贡当然捧自己的老师，他说，那当然！天生的圣人，（等于现代说“他是当圣人的天才”。）而且学问又渊博。后来有人把他们的这段谈话报告孔子，孔子听了这个话就说，你们以为大宰真的了解我吗？不然，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从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贫贱中什么事情都做过，人世间一切人情世故都通达了，所以对于人世间乃至下等的事都懂。君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始终怕自己人生经验不充足，谁够得上称学问渊博呢？这种都是恭维的话，不能听信的，天下的知识是求不完的。《  庄子  (《论语别裁》人物)》也有一段话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求无限的知识，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是很对，但对年轻的学生，这下半截话，我们就打住不讲了。否则，他们正好引《庄子》这句话为不读书的理由。孔子这里讲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回过来看东西两方面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出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屈折艰难，是件好事。我经常感觉这二十多年在台湾长大的这些青年们，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所也毕业了，这二十多年中，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连一步路都不要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书，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说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古之学者为己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孔子的学生琴子开。他说，孔子说“吾不试，故艺。”这句话很妙了，如以现代观念来说笑话，孔子没有参加联考——考试，所以学问渊博了。好像反过来说，一参加考试，就完了。有没有这个道理？当然没有。也有人解释说，孔子是说，因为我不轻于尝试，所以就多才多艺了。这是怎么说法呢？他们说，在大庭广众之中，或在宴会里就看得到，凡是喜欢说话的人，总容易被人家看穿；而坐在那里，一问三不知，不表示意见的人，谁也不知他的学问多高深，实际上也许一点学问都没有。这个道理，宋太祖  赵匡胤  (《论语别裁》人物)曾经运用过。当时江南还没有平定下来，江南来的使臣是文学家，有名的才子，南唐的徐铉，奉命出使到宋朝来。赵匡胤就考虑，在宋朝有哪一个大臣的学问可以压倒徐铉？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不下来，结果宋太祖在自己卫队中，选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卫士，穿了外交礼服，去对付徐铉。徐铉到了宋朝，一一表演，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哲学、科学、文学都搬出来。而这位冒充外交官的卫士，唯唯是应，什么都不谈。三天以后，徐铉就认为宋朝的确有人才，以这位负责接待的先生来说，深藏不露，不知道有多大的学问。所以“吾不试，故艺。”也可以从这第二个笑话去理解。还有第三个笑话，是拿童二树的不考试来解释。童二树这个人，我似乎提过，是清代的画家，梅花画得很好，也是有名的理学家、学问家，但没有参加过考试而没有功名。古代考试都很麻烦，为了防止“夹带”要搜身。童二树在进考场时，门口的警卫要搜查他。他说国家开科取士，目的是要甄选天下的人才，现在我来应试，却先把我当小偷看待，我的人格就首先丧失了，那我何必参加考试？他就这样提着考篮走了。从此不参加考试，在家里读书作学问。作学问自己用得着，然后就成大名。这是第三点解释。这些都是拿《论语》当笑话讲的解释。那么我们来寻求这句话的真正涵义，上面孔子刚刚讲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下面由他的弟子琴牢说出，孔子说：“吾不试，故艺。”这样连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的求学问，是为自己学问而学问，并不是为了要尝试什么，并不是拿学问来作工具求取功名。秦汉以后的儒家多用孔、孟思想做敲门砖，求取功名，这不是孔子的一精一神。孔子因为是为自己作学问，不以学问作功名富贵的尝试工具，所以他的学问，到达最高的艺术境界。我们现在读书，进学校是为了将来求职业，为了前途，所以书读得没有艺术境界，很痛苦。过去我们读书，像我个人，喜欢研究佛学，喜欢研究禅。在当时来说，是开倒车，没有人理的古董，但是我喜欢，有兴趣，爱学什么就学什么。若是让我学政治、银行或经济，恐怕打死我也学不好，说不定圈圈都会画错，一万元多一个圈就是十万元。谁知道当年所走的冷门，几十年后的今天都变成这么热门，真是我想不到的。那当年为什么求这个学问？为自己作，没人要求，只是自己兴趣所在，非做不可。因为这样，才没有条件，没有限制，也不考虑这一套东西学了能不能混饭吃。没有饭吃喝稀饭，没有稀饭还有西北风，谁管它那么多！必须有这个一精一神，才能深入，才能称为学问，所以“吾不试，故艺。”大概可由此看到一些名堂了。下面说到孔子真正学问的修养境界：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是孔子的真正修养，尤其是反映前面所讲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孔子说，你们以为我真正有学问吗？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点学问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有不曾受教育的人来问我，我实在没有东西，就他的程度所问的，我便就我所知的答复。如果他本身很鄙俗，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确答不出。那我怎么办？因为没有主观，没有成见，就“叩其两端而竭焉”，反问他提出问题的动机，就他相对思想观念的正反两面研究透了，给他一个结论。所以我没什么学问，不是我给他答复，是他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问我时，我替他整理作个结论而已。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真正的学问修养也是这样。知识最高处就是“无知”，就是始终宁静，没有主观，先没有一个东西存在，这是最高的学问境界。不但孔子如此，世界上很多大宗教家、教主、哲学家，都是如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西方文化中的孔子——苏格拉底，也和孔子一样，出身贫苦，什么都懂，行为作人也很相似于孔子，他说：“你们把我看成有学问，真笑话！我什么都不懂。”这是真话。释迦牟尼也讲过这样的话。他十九岁放弃了王位而出家修道，到了三十二岁开始传教，八十一岁才死。四十九年之间，他最后自己的结论说：“我这四十九年中，没有讲过一个字，没有说过一句话。”真理是言语文字表达不出来的。我们可以退一步说，孔子所讲的“无知”，是俗语说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水不响。”学问充实了以后，自己硬是觉得不懂，真的自己感觉到没有东西嘛！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这是有学问的真正境界。如果有个人表现出自己很有学问，不必考虑，这一定是“半罐水”。从学武的人就很容易看到，那些没练到家的人，就喜欢比划，他是筋骨发胀，并不是故意的。而练到了家的人，站在那里好像风都会把他吹倒，打他两个耳光，他会躲开，绝不动手。学问也是一样，一个人显得满腹经纶的样子，就是“有限公司”了。所以孔子这一点，就是学问修养成就的真正境界。下面是孔子晚年的感叹：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感叹时代，孔子认为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他的希望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于时代，感叹时代的无法挽救。我们中国文化中，有几样东西很奇怪的，就是龙、凤、麒麟。中国文化是龙的文化。    黄帝  (《论语别裁》人物)  (《论语别裁》人物)的时候，就对龙的观念非常重视，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中国文化的标志就是龙。讲到这里是一个大的问题了。西方人据《圣经》，认为龙是恶魔，所以有一派教会，不准家里有龙的画及模型。而且更认为第一次“黄祸”是元朝；还有第二次“黄祸”，就是东方这个“魔鬼”要来了。这是西方文化的秘密。过去英国人已经做了一百多年的试验，促使中国的孤儿与外国的孤儿结婚，结果第一代生下来，眼睛变黑了；再生一代，头发也变黑了；到了第三代皮肤也变黄了。随便怎样配都是这样。所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东西，他们内心上都在防备。我们身为中国人，对这件事，不能不知道。所以西方政治方面的人物，知识分子，尽管对中国文化敬佩，但他们内心还是处处防着我们。西方人有了这种思想，所以认为“龙”是可怕的，国内某一教派的人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另外，西方文化有一派认为中国的龙就是恐龙，这也错了。我常告诉西方朋友，不要把恐龙当作中国文化中的龙。但中国文化中的龙到底有没有？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一个人看到整个的一条龙，“神龙见首不见尾”看了龙头，看不见尾，看到身子，看不到头尾。所以把恐龙当作中国的龙，是一个大笑话。但究竟有没有这个生物，不去管它，这只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精一神。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八个字，就是《易经》的文化所表示的：“变化无常，隐现莫测。”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要有“子畏于匡”的那种信心，永远打不倒的，永远站起来的。为什么要用龙来代表？因为中国人所讲的龙，是空中能飞，陆上能走，水里能游的动物，说大可以塞满宇宙，说小可以细如发丝，这就是我们的龙。中国文化就像这个龙。至于凤，同龙一样，在画上画得和野鸡相似。但始终没人看到过，只是传说上，要世界真正太平，圣哲的皇帝出来了，凤鸟才出来一下。所以孔子用凤来感叹这个时代，所谓“凤鸟不至”，这句话的涵义，等于现在的说法——“这时代不是我们的了！”而“河不出图”这句话的意思呢？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易经》八卦，而八卦的来源，据说是黄河中出现了一条龙，龙变成了一匹马，这马的背上背了一个图案出来，这就是《河图》。另有《洛书》，是  大禹  (《论语别裁》人物)治水的时候，对于天文地理工程的计算没有办法，后来在洛水里有一只白色的乌龟背了一个图案出来。大禹看了以后，发明了数学最高原理，因此而计算出工程的结构，治好了水患。于是《河图》、《洛书》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科学与哲学的先导。孔子的感叹就是说像“凤鸟至”、“河出图”这样两个了不起的时代，再不会出现了。换言之，他虽想挽救这个变乱的时代而达到太平，但自己想想年纪大，也办不到了。这段表示孔子文化修养的高超，做事作人，挽救历史时代是那么热忱，那么有心，可是他觉得时间不属于他，大有力不从心的感慨。行为心理学下面再叙述孔子的行谊：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这几件事，从文学上看起来很平常，许多人都可以做到。孔子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深入研究，就觉得不同。这节所记载的，是孔子作人态度的诚敬。尤其对这三种人，他是特别严肃的。“冕衣裳”，“冕”是头上戴的帽子，古代代表执政的人，所谓贵人，掌政权的。古代中国的衣服是上下装，“衣”是上装，“裳”是下装，像裙子一样，男女都是穿裙子一样的下装，后世才演变为裤子。我们所看到的古代衣冠，如孔子的塑像，长袍只到膝下，再下还有一截露出来的就是裳。“冕衣裳”就是官方的礼服，代表贵官执政的人。“瞽者”是瞎子。孔子看到这三种人，“虽少必作”。这个“少”字就是年轻。过去讲儒家思想的人，说这个“少”是印错了，应该是“坐”，孔子虽然坐在那里，也必定要站起来。这在朱熹注的四书上也有这样的解释，说孔子如果看见这三种人，即使坐在那里，也要很严肃地站起来。其实并不需要改这个字，少就是少，意思是说孔子看见这三种人，不问他年龄的大小，他必“作”。“作”就是变了脸色，也就是态度严肃起来。看“齐衰”的人，是一种同情；看到执政的人，等于我们现在看到国旗，必定要致敬；对于瞎子，是怜悯。孔子对于这些人都是非常肃敬，不问他们多大年纪，“过之必趋”，如果要经过他们前面，一定很快的走过去。字面是这样解释的，深一层看他的意义，为什么孔子看到这三种人神态都会变，而且还特别记载下来，指出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呢？仔细研究，与心理的观念、个人的道德修养有关。现代有一门新的学问，所谓“行为科学”，或者叫做“行为心理学”，如果以这一种新的科学观点，来分析一个人的个性，和他作人做事的思想才具都有关系。由此研究，就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了。平时我们在街上看到出殡的行列，不伦不类，没有礼仪，乱七八糟，以致一般人对丧仪都无诚敬之心，所以一般人对死者也没有什么同情之感，有时候还觉得很讨厌。这并不是对死者不怜悯，也不是对丧家遭遇的变故不同情，实际上是社会风气把礼仪弄坏了。以前常看见人家门前贴了“当大事”、“制中”、“严制”、“慈制”等白纸条——现在恐怕有许多人对这些字条都看不懂了。中国的礼仪，重视人生哲理，素来认为生死是一件大事，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生过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所以家中有人死了，便称“当大事”。“制中”就是表示在服行丧事当中。平日称父为“严”，称母为“慈”。“严制”就是服父亲的丧制，“慈制”就是服母亲的丧制。过去的教育里，我们对这种家庭，非常诚敬，到了他们的门口，都不敢喧哗。这个态度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这方面素来诚敬；其次是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同情这个家庭发生了变故。从前在大陆的农村里，如有人家办丧事，邻居亲友都会自动去帮忙。因为孝子心情太悲痛了，所以由大家帮忙，不让他管事。现在变成好玩的了。还有，过去我们读书，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使自己的地位很高，官做得很大，回到家乡，如果经过祖坟或祠堂的时候，在相距一百步以外的地方，骑马的要下马，坐轿的要下轿，然后走路步行经过，乘船的要在船上站起来。直到离开了一百步以外，才能再骑马或上轿，绝不可以骑马坐轿经过祖坟或祠堂的。否则要被人骂，被人看不起。我们从小在家里，看见父母长辈从自己的面前经过，都一定要站起来，两手还要拱一拱。我个人的经验，几十岁了，回到家乡还是如此。就是现在想起父亲，心里还是一种敬畏之心。只是几十年来，学制改了，改成了所谓洋学堂，把这些礼仪都废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国民礼仪，变得很可笑，中国礼仪没有了，洋礼节也不懂。这里就说到孔子对礼仪的重视。他看到有丧事的人，心里发生一种同情心，态度也随之肃然。至于对第二点冕衣裳，穿制服的人，执政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执政者的制服代表了国家的体制，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国旗，自然肃敬。对于瞽者，就是对可怜的人，范围扩大包括了残废的人，看到这种人，心里自然肃然起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小动作，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从这上面可以看出一个人学问的修养、作人的修养到达什么程度。拿行为科学来说，一个人看见别人遭遇痛苦的事情，而毫无同情心，甚至于像小孩子看到烧死老鼠一样，在旁拍手欢呼。试问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孔子看到不但肃然起立，且“过之必趋”，一定走快几步，不敢多看，这就显示他心理上的修养。不见顶相下面引用了颜回对孔子的赞叹：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颜回对孔子崇敬的评论。“喟然叹曰”的“喟”字，是叹气的意思。距今两百多年前的一位才子金圣叹，许多人都知道他的。他对《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有特别见解的评论。他的名字就叫“金喟”，又名“圣叹”。据说他姓张，并不姓金。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金圣叹出生时，他的祖父焦急地在厅中等待，当时厅上挂了一幅孔子的像，突然听见画中的孔子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时丫环从里面出来报喜，说生了一个孙少爷。他祖父心里很难过，孙子生出来，孔子在叹气，觉得这个孙子将来会有问题，所以取名金喟，又名圣叹，这是一个传说，在此当闲话一提。颜回赞叹孔子“仰之弥高”，就是抬头一看，越看越高。后来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化，对释迦牟尼也有类似的形容词。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种特殊的相，与众不同，其中有一种相名为“不见顶相”。佛教徒们研究佛经很好玩的，起初研究，有些人奇怪，为什么看不见头顶，后来多读了书才明白。所以有人来问我，为什么释迦牟尼会看不见头顶？我说如果看不见他的头顶，那不是佛，是妖怪，应该打倒。实际上所谓“不见顶相”，就是“仰之弥高”的意思，太崇高了。有些佛教徒或研究佛学的人，把这句话当成真的了，说释迦牟尼没有天灵盖，殊不知这是崇高伟大、没有止境的意思。“钻之弥坚”，是赞叹孔子人格与学问造就的深厚，越钻研越厚实。“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果这两句话照字面讲，孔子有隐身法了，以武侠小说来看，功夫很高，抓不住了。看见他在前面，追过去追不到，他突然又到了后面，好像太极拳、八卦拳，内功到了家似的。实际上四句话连起来，可用一句土话解释，就是“这个人摸不透”。他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人格到底多么崇高，无法估计，所以用这四句话的文学境界来形容，益见孔子的伟大。这是颜回跟从孔子，对孔子所加赞叹的结论。对于一个哲学家，一个民族文化伟大的圣人，譬如西方人尊重耶稣，以后都变成宗教性的“神格化”，替他穿上宗教的外衣，而犯了“高推圣境”的毛病，把圣人的境界推崇得太高了，好像摸不到顶，事实上是否这样呢？这点我们要注意。事实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最平凡。我们反过来，随便找一个乡下很土的种田人，一个老实人，对他研究研究看，就可发现一个平凡的人，也就是一个伟人。所以说学问真正好的人，最后是最平凡。如感觉到不凡，那是犯了“自命不凡”的毛病，有了这种心理，就可见这个人有限。真正了不起的人，看起来是最平凡的，所以在哲学的观点上，就有“大智若愚”的说法。如果真有学问的人，学问到了家，自己又变成很平凡、很普通，不“自命不凡”，那就是颜回所讲孔子这四句话的境界。见与师齐　减师半德下面跟着说孔子教育人的态度：“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注意“循循”这两个字，“循”是跟着走。不但是教育如此，作人处世也是如此，讲理论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学校里教学生，就常会感到非常讨厌，有时候心里会想：“你还没有懂？真蠢！”当我们有了这个心理的时候，马上感觉自己到底不是孔子。颜回这里说孔子，对学生不会发这种脾气。“循循然善诱人”，教育是诱导的，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什么是诱导？这是好听的名词，说穿了只是“骗人”而已，善意的“骗”。好像小孩子玩火柴，这是多危险的事，你如说不准玩，他非玩不可，就要赶快拿另外一件玩具骗他，要诱导他，使他觉得别的玩具更好玩，把火柴丢了，来拿其他的玩具。这就是“循循善诱”，就是这样“骗”人。教育如此，推而广之，诸位出去做领导的人，从事政治，都要做到“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就是循他的意志，循他的个性，循他的道理，把他带一个圈子，还是把他带上正路。人性就必须这样处理。所以从孔门思想的推演，到了  孟子  (《论语别裁》人物)讲到人性，就主张堵不得的。你说：“不可以！不行！”他就非做不可。尤其是对一个小孩的教育，你说不准，他非反抗不可，至少在心理上反抗，表面上你是父母、是老师，听你的，但心里非常反感，从心理学来看，就只这一点反感，慢慢积累起来，到最后他对一切事物都有了反抗性的习惯了。越是受压制的孩子，反抗越大，所以要想办法，循循然善诱。当然有时候有例外，像军人带兵，老实说没有那么多理由，命令就是命令，教你如何就如何，没有理由，因为战场上必须这样，也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平常的教育则还是要“循循然善诱人。”像对年轻人有一件事就感觉得到，有些书越禁止，他越偷偷的看。所以循循善诱是一个原则。方法怎样运用，则和用兵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孔子的教育是依受教者的思想、品格而施教，不勉强人，不压制人，不挡住人，把门打开给他看，诱导他进去。但用什么诱导他呢？用什么“骗”他呢？“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人文的学问，就是这两句话。什么是“博我以文？”就是知识要渊博。我时常感觉到，现在的教育，从五四运动白话文流行以后，有一大功劳，知识普及了，现在的青年知识渊博了，这就是“博我以文”。尤其现在加上传播事业发达，每个家庭有电视，在社会上有电影、报纸、刊物、广播，各种传播知识的工具，以致现在十几岁的青年，对于常识，比我们当年二三十岁时还知道的更多。当年我们书是读得多，对于普通知识还是傻傻的。乡下出来，看到飞机、轮船，还叫“飞轮机”、“火轮船”。现在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太空了。可是知识越渊博，学问越没有了，缺乏了下面“约我以礼”的涵养。我们要了解，“博我以文”的“文”并不限于文字，而包括了一切知识。知识要渊博。但知识越渊博的人，思想越没有中心。所以中国政治，在过去领导上有一个秘密。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会写出来，任何一个皇帝成功了，都不会传给徒弟的。这秘密是什么呢？他尽管采用知识多的人，渊博的人，而真守成的干部是找老实而学识不多的人，他稳得住。凡是知识越渊博的人越靠不住，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对于这种人，给予的官位、头衔非常大，而真正行政的权力，并不交给他。知识多了的人，好的可以说成坏的，坏的可以说成好的。像现在的人好讲逻辑，把西方的一种思想方法，也当哲学来讲。例如说到法理学的话，如果我们抓到小偷，送官署是对的。但是打了他一下，他可以要求验伤，告你伤害。他说他做小偷是犯了法，但你打他是侵犯人权，至少在判决确定前，他还只是一名嫌疑犯，你打他，侵犯了人权，人权第一，你犯了伤害罪。讲法律逻辑，这是对的。但从另一面讲，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坏人就该打，可以不跟他讲这一套。像我们现在讲人权，而有些人却把人权、自由、平等当成了他的武器。这就是说死守逻辑的坏处，也就是说仅仅是“博我以文”的流弊。以下面这句“约我以礼”来救这个流弊就对了。知识要渊博，思想要有原则，走一个专一精一的道路，作人做事要保持文化思想的中心一精一神。这是颜回第二点说到孔子教育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他的心得。第三点他说自己受孔子教育，大有“欲罢不能”之感，他说有时候自己想想算了，不再研究了，可是却像谈恋爱一样，藕断丝连，总摆不下来。“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颜回说他自己，尽所有的才能、力量跟他学，然后感觉到很不错、很成功，好像自己建立了一个东西，自己觉得“卓尔”站起来了，可以不靠孔子，不依赖老师了，好像行了，结果冷静下来一反省，还是不行。“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虽然跟着他的道路走，跟着他的一精一神那么做，但茫无头绪，不晓得怎么走，简直一点苗头都找不到。这是颜回口中所描写出来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讲他的作人，崇高、伟大、平实，而摸不透。第二点讲到孔子教育人家，是那么善于诱导，而且那么注重多方面的知识，知识渊博了以后，同时注意中心思想的建立。第三点说明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论怎么，老是跟不上孔子。讲到这里，我们联想到禅宗百丈大师的几句话：“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说够得上作一个禅宗大师的徒弟，要有一个条件——比老师还高明。他说如果学生的学问见解和老师一样，已经是矮了半截了。为什么？因为老师已经走了几十年了，这个学生还是在几十年以前的程度，在后面跟着老师走。教育的目的希望后一代比前一代好，要年轻一代的学问见解，超过了老师，才可以作徒弟。所以我经常有个感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领导青年们，所期望于后一辈青年的，就要效法这几句话，希望后面的青年比我们行。因为这几十年中，国家民族的时代遭遇太悲惨了。有一次演讲，谈到命运的问题，我说我们这一代，不包括现在的青年，不必算命，如果要算八字，我对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批断好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是命中注定垫墙基的。但是不要自认悲哀，这是神圣的，一个建筑物基础不稳固就不好。所以我们这一代要认清楚，是未来一代的基础，自己要建立得稳固，同时希望后一代，要胜过于我们，见解学识都超过我们，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所最值得欣庆的事。如果现在发现不及我们，这有什么用？要现在超过了我们。如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种“见过于师”的青年就是英才，但是这种人才，始终很难得。大丈夫当如是乎？下面继续说孔子作人处世的态度：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这是说孔子的修养。由这一段话看出两点，第一可见当时学生们，尤其子路、子贡这些人，对孔子的尊敬。以另一个观点来研究，我个人经常认为——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我个人见解不一定对，只是提供大家作一个参考——孔子了不起的地方，除了他的学问、道德、修养以外，我以前说过，他在当时的确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取而代之，但他绝不这样做。说到取而代之，我们讲一点题外话。读《史记》，  刘邦  (《论语别裁》人物)和  项羽  (《论语别裁》人物)两个人，分别看到  秦始皇  (《论语别裁》人物)出巡的那种威风与排场。项羽看后，对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用白话说是“  老子  (《论语别裁》人物)可以把他拿下来，我来干！”刘邦看后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用白话来说：“一个大丈夫，应该做到这样，才够味道。”根据行为心理，同样一个观念，但两个人表达的气度，就完全不同。一个是非常粗犷的，好比你坐在椅子上，一个人走进来，把你拉下来：“你下来！我要坐。”而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位子，可让我坐坐吧？”然后坐下来。气量就不同。所以我们读历史，这些文字上的要点，应该特别注意。我们回头再说正题：孔子当时那么多门弟子，而在那么少人口对比下，等于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党组织。尤其在孔子那个时期，春秋战国的变乱已经那么久了，他又有三千弟子，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人才都有。只要稍微动一动，任何一国的政权，他都可以取而代之，但孔子始终不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样，影响并不久，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要影响得悠久而博大，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在这节书里可以看到，这些弟子们对他，简直捧成一个大党魁。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这是真正的王。所谓“素王”，是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称孔子为“素王”，等于佛教中称释迦牟尼为“空王”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人民，不需要权力，而他的声望、权威和宇宙并存。第二点看到孔子本身，始终是一副救人救世的心肠，并没有把富贵、权位当一件事情。这里说，孔子有一段时间生病，子路就把同学组织起来。把孔子视同一个皇帝或社会组织的领袖，而叫同学们为臣，好像是层层节制的部属。这里的“臣”是阶级的观念，俨然显示出政府组织的味道。后来孔子病好了一点，知道了这件事，就感叹：“久矣哉！”他说我病了这样久，在这段期间“由之行诈也。”他就骂子路，你怎么光做些欺骗的事情，自己欺骗了良心，违背了道德。“无臣而为有臣”，我本来是个平民老百姓，又不是帝王，为什么把同学们组织成这样？把我变成这样？“吾谁欺？欺天乎？”你骗人，这个罪过可是我背了，我本来是老百姓，你硬把我变成这样，这不是骗人吗？骗自己？还是骗天呢？看到这里，我们有个感想，这感想要从经验来。我们发现，有时候当一个领导人，往往会被部下捧坏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自己并不想这样，下面的人会把我们捧成这样。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要注意，假使将来有那样的地位，要留心被别人捧，到了那样地位，别人都说你的话说得对，都对你说“是的”。这时你要考虑，不要给人捧坏了。历史上有很多人，到了某一阶段会昏了头，就是被下面捧坏的。还有，当一个领导人，自己要想下台下不了，下面的人不让你下来，像有位工商界的朋友，不想做。我劝他说，你做做好事，你现在关门是舒服了，可是你要想到你下面一万多员工，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好几万人靠你吃饭，你不能说不干。我劝他不要以工商的观点，而以社会事业的观点继续做，这样就伟大，所以人到某个时候，自己想下台，有下不了台的痛苦。解脱生死回头说到正题，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用土话来说，就是“你为什么替我摆这个臭架子？反而替我丢了人！”的意思。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的态度，子路对他恭敬，而他责备子路，当然没有像我们那样用土话痛快地骂子路一顿，他反而是“引咎自责”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把子路教育好，所以说“吾谁欺？欺天乎？”下面又申述理由：“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他说我与其以君臣的关系，死在臣子的手边，还不如以师生的关系，死于你们学生的手边更好些。这个话假如没有到那个位置去体会，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有些帝王死了好可怜，曾有好几个帝王死了以后，尸体发臭，生虫没人管，几个儿子，去争着当皇帝，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明朝的崇祯皇帝，最后亡国自尽的时候，拿起宝剑要杀公主，公主年纪小，跪下来问自己有什么罪，皇帝说你没有罪，错在作了皇帝的女儿。这便同南北朝时刘宋顺帝所说：“愿后身世世勿生帝王家。”是一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死得光明磊落、痛痛快快很难。我有些朋友，其中学佛、学道，或打坐的来问我修道的工夫，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搞这一套，是有这种方法，但做不到，也不要想成佛成仙，一个人健康快乐的活着，死的时候干脆利落，不牵累别人、不拖累自己，就是第一等人。这个话也是经验中得来的。因为我的老朋友太多，而有许多老朋友真可怜，死得不干脆利落，拖累了别人，也苦了自己。所以不要拖累别人，不要拖累自己。如何安排自己将来的死，最好找一个洞，先进去睡好，自己差不多了，搬块石头把洞门一堵，好了。否则拖累别人很痛苦。不过，这也不够解脱，倒不如梁启超说的：“求仁得仁又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说到这里想起了两位老朋友与殡仪馆的故事。一位是上将军某公，有一次，他说真想在殡仪馆附近，最好隔壁找一幢房子。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有两点理由。第一，老朋友一个个凋零，经常要跑殡仪馆，方便些。第二，有一天自己要去的时候，就走过去了，也方便。第二个朋友也是一位将军，十多年前一个春节，碰到我说，今年真倒楣。我向他为什么？他说刚过年，大正月坐三轮车去吊一个朋友的丧，到了门口付了车钱，那个三轮车夫问道：“先生你还回去不回去？”可真把他气得不得了，大骂车夫：“你才不回去！”不料几个月后，这位朋友真到那里不再回去了。就是这样巧的事情。这是两个故事，也是两种绝对不同的观念。由这一段，看到孔子思想的通达，他意思说，为什么死还要摆这种排场。第三点，他告诉子路，你怕我死后不得大葬——就是国葬、公葬——得不到你们认为死后的光彩。我们经常看到“生荣死哀”四个字，生的时候享尽了荣华，死后的荣耀，就是大家都会哀痛。可是我们现在到殡仪馆吊丧，有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没有哀痛之情了。孔子这里是说，我虽然不得大葬，没有生荣死哀，“予死于道路乎？”我也没有惨死，总是寿终正寝。我们常常看到讣文上有“寿终正寝”这四个字，但现代往往与事实不符，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死在医院，有几个寿终正寝的？古代说寿终正寝，是指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断气以后，才抬到正门的大厅上，所以是寿终正寝。现在都死在医院，送到太平间，哪来的正寝？还有现在殡仪馆中，有许多太太挽丈夫，儿子挽父母的挽联，都不合理的。因为照古礼，自己是当事人，没有心情在文学境界上作诗作联，所以亲人是没有挽联的。若是自己不会写，由别人代写，更是莫名其妙。挽联要与死者有感情才挽得出来，与之毫无感情，怎么代写？有感情的自己写，很简单。白话的：“你死了，我也快来了！”或：“你先走一步，我会跟来的，你安心的去吧！”不很好吗？所以讲到中国文化，目前许多地方都是问题。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孔子对于他自己的生死，却看得非常平淡。卖不出去的无价宝下面这段文章，转了一个气势。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第二个“贾”字在这里念“姑五切，音古。”行商坐贾，是古代商贾两个字的分别意义。流动作生意的称为商；开店固定在一个地方做生意的称为贾。子贡有一天和老师幽默一番，他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老师！你说我是把它放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好呢？或者找一个好价钱把它卖掉了好呢？孔子一听就懂了，他说：决定卖！决定卖！我在这里等人来买的，可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要！这是他师生之间的幽默。也就是说孔子感觉到生不逢时，吾道不行，而借子贡的幽默表达出来。所以接下来就叙述孔子的另一个想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是孔子平居时的一段闲话。九夷是东南方一带蛮夷之地，当时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的边区。这些地方还没开发，还是披发文身，非常落后的地区。孔子当时想另外开辟一个天地，保留中国文化。但有人说，那个地区太落后，没有文化，野蛮得很，怎么办？孔子说地区不怕落后，只要真有道德、真有学问的人，去任何地方，在任何时代，自己都有自处的办法，那有什么关系？读唐代  刘禹锡  (《论语别裁》人物)的《陋室铭》，最后的一句话“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引用时，说出了“孔子云”，便不算千古文章一大抄，只能算是借用的。讲到这里就想到，书读多了，便会觉得今古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于今为烈！有人到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或别的什么地方，把几十年前的报纸找出来，多抄几篇报屁一股的文章，都变成了新的。或者一瓶浆糊、一把剪刀，拼拼凑凑，就是一本书，新著作。还有的人叫学生研究了半天，把资料拿来，拼凑一番，就是著作。最近有一个学生，留学法国，暑假回来，找论文题目，他说法国老师要他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一个题目。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老师这样，外国教授也这样。他根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指定你的博士论文作这个题目，他做指导老师，名义是他挂了，实际上是你替他研究，今日学术界，作学问都不老实，真是孔子讲的“吾谁欺？欺天乎？”统统都是这样干。自己不懂的问题，要学生作论文，去研究。学生要想拿这个功名——学位，只好去找资料，苦死了。找来了以后都交给他，学生的学位完成了，他的知识也得到了，又不要费力气。这是学术界的秘密，全世界一样。绝不像古人教学生是“传道授业”的一精一神了。人老了，对这些也看透了，实在也不想看了。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研究孔子的生平，这里也是他重要的资料。这是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到了晚年，他深感即使拿到了权力，也平定不了世界。要想对社会、历史有贡献，只有从事文化与教育。因此决定回到鲁国来，整理中国文化，由此产生了六经。他说，我自从由卫国回到鲁国整理文化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把它改正了。所以我们说“文化复兴”这个名词，在孔子这个时候，是一个阶段。（在此以前大乱了一个时期后，经过孔子的整理，一直流传了几千年。）文学的路子，与文化、文艺的路子配合，才走到正路上。不落醉梦中下面说孔子平常的生活：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说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外面，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出则事公卿”的事字是动词。）与这些高级的国家大臣一起，参加会议，正式从事于国家的政务。回到家里则“事父兄”，规规矩矩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官架子。在父亲的立场就尽到父亲的责任；在弟弟的立场，对兄长、对家里的人就应该尽到作弟弟应尽的义务。这两句话，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当一个公务员，上班的时候，规规矩矩从事公家的事，尽我的责任，守我的本分。回到家里，做家庭中一个很好的成员，当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当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当妻子尽妻子的责任。“丧事不敢不勉”，对于生死大事，尽量的周到，朋友之中有人家里出了大事，有人死亡，就尽量的帮忙。对于朋友的红白帖子，喜事可以礼到人不到；对于丧事，礼到人也到，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去殡仪馆行个礼是讲不过去的。对于丧家，要安慰问讯他们，有没有事需要自己帮忙，如果有，立刻就去。这是孔子说的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在患难时需要朋友，否则人类交朋友有什么意义？光景好的时候才来往，那不是多余！光景好到处都是朋友。第四点孔子“不为酒困”，喝酒没有喝醉过。我是天生不会喝酒，也讨厌喝酒的人。不过因为不会喝酒，我也自己试验过，看看喝醉了什么滋味。我的结论是不相信人会喝醉，如果有人喝了酒乱说话，我照样认为是装疯。没有人会喝醉的，试试看他绝不会吃大便，他绝不会骂他的妈妈，不会揍他最爱惜的人。孔子说“不为酒困”不只是喝不醉的意思。实际上人都在醉梦中，如果以哲学看人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清醒过。爱情的醉，富贵功名的醉，没有哪样不醉。道家的吕纯有两句诗说：“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吕纯以道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大家都在醉中，临死都没有清醒过。现在《论语》上记载孔子“不为酒困”，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有这种意味。当然，孔子的酒量很大的，在《乡党》篇中说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如果解释为酒量很大，怎么说“无量”呢？也许一点都不会喝。但也不对，否则又怎么说“不及乱”？所以研究起来，大概是酒量很大，从来没有喝醉过。不过也不能说不会喝醉，“不为酒困”应该是不迷醉于酒，没有酒瘾，而且始终保持清醒，不会在喝酒以后，有酒态醉意，更不装疯卖傻的。孔子说除了这几点以外，“何有于我哉！”意思说，我这个人非常平凡，出去作公务员就规规矩矩是个公务员，回到家里就规规矩矩是家里的一分子，朋友之间有困难，尤其是有丧事这类患难，则一定尽力帮忙，平常作人，不在迷醉中。除了这几点以外，一无长处，一点学问都没有。水流花谢两无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这里讲，为了体会得更亲切一点，就借用碧潭这个地方吧！孔子去郊游，他站在碧潭吊桥上，看到下面的流水说：“过去的就像这下面的流水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流。”这两句话的文学气息非常重，全部《论语》中，最富于哲学意味的，也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有几个要点可以了解。第一，道家思想方面，老子也和孔子这个观念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效法水，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是普通所指不高尚的下流，是指水的下流——大海。天下的水都向下流汇归成大海。所谓下流，就是谦下，站在最下面，“人之所弃，我则取之。”人要有容量，像大海一样包罗万象。老子又教我们“上善若水”，最高的品德像水一样。道家形容水很妙，水是绝对干净的，脏的东西到水里，都被水冲洗干净了。让我们的心境，以及人品的修养，效法水一样，冰清玉洁，不受一点尘埃。虽然容纳了许多废物、污垢，但仍然是水，水的性质没有变，而且永远自强不息。第二，佛家也说过水，我们看到流水，永远只是一股流水而已。照佛学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样，如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永远在流，真的吗？错了。等于看到电灯光，说它一直亮着，也错了。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当在看到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它又已经过去了。灯光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一打开开关时，所发出的光波已经消失了。我们的思想、感觉、年龄、身体，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与此刻坐在这里的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都过去了，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去。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时间永远不会回头。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过去了，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另一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人生，许多宗教家、哲学家，都从这一面看，花落了再不会开了。大家都看过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这位小姐病兮兮的，花落了还要去收回来，还要葬下去，情调非常美，文章也作得很好，葬花词名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此之为林黛玉！怎么不生肺病？怎么不那么痴迷的死？你管他谁葬你，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就比林黛玉高明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刚才说过的某先生，他死后有人问我送什么挽联给他，我说我会另作一副。但送给他的挽联最好是这两句诗，因为他的为人始终是忠心耿耿的，虽然人死了，而其耿耿的忠心仍令人感动，在文学境界上，就是龚定庵的这两句诗。以上这些都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涌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诉学生们：“注意呀！你们看这水，过去的都像这样，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昼夜不断的向前去。”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易经》乾卦的卦辞。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用乾代表了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就是文王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效法的。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了。我们有两位现代的学者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评论中国文化，属于静态的。我对他们说，老兄，谁告诉你们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讲中国文化，第一部书就是《易经》，里面就告诉了你“天行健”，宇宙没有静态，永远是动的。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譬如人坐在椅上好像很静，其实并不静，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环，各个器官也都各司其职地工作着。“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这部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的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所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各方面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一精一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在这里所提供大家去研究的意见，还只是其中的一点点。实际上，根据这两句话，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文章。历史是不能停留的，时代是向前迈进的，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女人未必皆祸水这里是另起一节。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里面说的色，包括了女色、物欲、嗜好三重意义。但根据历代的看法，只是偏重在女色这一面，认为这是孔子对卫灵公的感叹。孔子周游列国时，对孔子比较重视的是卫国，但卫国的政权，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大臣蘧伯玉，而左右卫君的是美丽妃子——卫灵公嬖好的南子，所以有这句感叹，而成了一句名言。事实上不止卫灵公，从人情世故上看，人都是好德不如好色。如果一定要以最高的道德要求，世界上很少有合乎标准的人。像我们看到很有名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这段历史故事，唐明皇这个皇帝的确是不错，少年时代非常好，晚年时因嬖好杨贵妃，致使国家发生了变乱，成为知名的历史故事。在过去的历史，很多人都把这个罪过，推到场贵妃身上去，这也是很难说的。说一个女子对于政治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也有可能。就是西方也有这种情形，所谓英雄征服了天下，女人征服了英雄。不过要看哪种女人，真能征服英雄的女人，并不容易。我们看到蜀亡国以后，蜀王妃子    花蕊夫人  (《论语别裁》人物)  (《论语别裁》人物)被俘。宋太祖赵匡胤就问她，你们国家有十几万大军，为什么今天你会到我身边来。这位妃子作了一道诗答复他，大意是说我本在深宫中养尊处优的女子，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但这首诗的结论却骂尽了男人，她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也是历史上，女人关系历史命运的一个故事。再其次，大家都说唐明皇是误在杨贵妃手里，尤其是诗人们都如此说——中国的诗人多半对于历史大事，有谨严的批评——但也有另一面的看法，如袁枚的诗说：“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当安禄山造反，兵逼长安，唐明皇出走到长安南面马嵬坡的时候，发生兵变，部队不肯走了。大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把杨贵妃杀死。唐明皇没有办法，只好让杨贵妃自缢死。所以后人评论历史，认为唐明皇不一定是为了杨贵妃而误国的，这首诗就是这个意思。建温泉池给杨贵妃洗澡的，让杨贵妃自杀的，都是唐明皇做的，不要把历史的罪过，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去。同样，清代的龚定庵也提了一个反调，他的一首诗说：“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王。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他说一个英雄到了晚年没事情做了，不让他住在温柔乡里，又要他干什么？龚定庵这个理论，和现代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有点类似。我们要特别注意，性心理学与马克思的理论，严重的影响了近一百年思想。今日除了马克思的影响不小以外，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对近百年来历史文化转变的影响更大。不过这一方面不像政治理论受重视——如果依据性心理学的看法，有过分的一精一力，就有杰出的事业。因此英雄、豪杰、才子，几乎个个行为不检，都是孔子所讲的“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然而孔子所要求的真正圣人的境界，这是非常难的事，一般心理状况，凡是了不起的人，多半一精一力充沛，所以难免要走上女色这条路子。这是我们就这一点，对历史的看法。扩而充之，“好色”不但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凡是物质方面的贪欲，都可以用“色”字来代表。尤其是以佛学的立场看，那就更明显了。照儒家的思想，一个领导人，简直任何嗜好都不应该有。但是人很难做到完全没有嗜好。譬如有些人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好读书，这也变成一个嗜好，于是左右的人都是读书人。南朝梁元帝读书读呆了，敌兵临境，还要文武诸臣戎服听他讲书。最后终于亡了国。他在投降时，放一把火，把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烧了，他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了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可见读书也很害人，真成呆子。从此我们了解，上面有一点偏好，下面就偏向了，这就是“物必聚于所好”的道理。我们要看古董，就必须到好古董的人家才看得到。有些人好石头，有些人好怪木，有一些人就是好钞票。某公说，有一个老朋友，每天入睡以前，要一张张点过他铁柜里的钞票以后才能睡着。所以孔子这句话，是一个最高的目标。同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凡是作一个领导人，不但是好色，任何一种嗜好，都会给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因而影响到事业的失败。所以接着下面引用孔子的话：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一切的进德修业，都是如此。不但是学问的成功、道德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原则都相同：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停留在原地，也是退步。尤其对于自己道德的要求，更难！我曾说过，英雄征服了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征服天下，而能够征服自己。事实上征服自己比征服天下更难。所谓道德的修养，就是征服自己。上面孔子的话，就是说这个道理。他说譬如我们去挑泥土来堆成一座山，要挑一百担泥土的，已经挑了九十九担，最后“未成一篑”，少了一畚箕泥土。“止”，停止了，因此便不能登峰造极到顶点。是谁使你停止的？我们一件事没有成功，往往推之于客观的环境、社会的因素，但是孔子在这里说那是不可能的，“吾止也”，还是自己心理的疲劳与退缩，不是客观因素。他又说，譬如填平一块土地，倒一畚箕泥土上去，就看到更高一点，这个进步，也不是外来的因素，而是自己的成功，这里他所强调的，是指一切的作为，其成功或失败，都在于一个人自己，不要推之于外来的因素。外来因素之所以形成，也是自己本身的关系。到这里为止，结束了孔子上面站在河川上所发的感叹。下面是孔子的教育经验，对于个人的评论。学而有成之难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说在他的学生中，能依照他的教导去做，而不懒惰的，只有颜回这一个学生。这句话好像很普通，但如果在教学上或在领导位置上工作久了，就可以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我们现在常常发现有些年轻人，吩咐他们去做一件事，譬如去照顾一位老年人，他有这个心，但没有这份热情，他会觉得是老师叫他去做的，而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是他应该去做的，就只差了这么一点。讲理论时，他讲得和大家一样，知道应该爱人，应该尽心，但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和年轻的同学们说，许多社会上已经做了的事情，如“张老师”、“生命线”这些，已经有人做了，不要再重复，你们应该去做一些需要做却还没有人做的事。据我的资料，一些老年人很可怜，子女不在身边。可以发动年轻人对老年人服务，绝不接受招待，自己带便当去。青年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告诉他们，要经得起往后的困难。有些老年人替他服务久了，他会觉得应该。第一次有感谢之意，第二天他觉得差不多，第三次也许你迟到了，他会骂人，那么年轻人还要准备行礼、道歉。由此可知做一件好事，也有如此的困难。所以理论与事实配合起来，要“语之而不惰”，讲到了就做到，而且非常勤快，又持之以恒地去做，实在是非常难的事。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一个人总有些熟人有事相托，如果做得到的事情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有时又觉得烦了，摆在那里两三天，就把事情“惰”下去了。有时候提高警觉，赶快办，办了以后，有没有结果不知道。办不到的也要早告诉人家。否则等于医生替人看病，看不好的，给人家一点平安药吃，好不了也死不了，就是拖，这就是罪过。所以孔子讲颜回的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普通，真正体会一下，这种修养实在是不容易的。下面接着再赞叹颜回：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并不是对颜回本人说的话，是他对学生们说颜回的。颜回不是只活了三十二岁就死了吗？孔子说可惜得很，我只看到他的进步，没有看到他的成就。有进步应该有很大的成就，可惜短命死了，所以成就没有看出来。因此孔子有下面对人的感慨：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所谓苗就是根苗。有些植物，种籽种下去，发出的芽非常好，应该前途无量，但结果却长不大，枝叶并不茂盛，这是“苗而不秀”。也就是说有许多人，小时了了，大时糊涂。尤其在教育界更看得到，有些年轻人非常好，眼看他慢慢变，变到最后不成器。再更进一步是“秀而不实”，虽然花叶扶疏，但没有结出果实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回转来看看自己的人生，大多可以说是“秀而不实”的。在这个非常时代里，年轻时，想如何如何。结果到了现在，得了结论，晓得自己是“起不了”。而这个重点，就是孔子上面所讲的“止，吾止也。进，吾往也。”在乎自己，不关他人，尤其作学问更是如此。我们常看到年轻人文章写得好，有许多人寄以厚望，我说不见得，这就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真正文章写得好，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家的，以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看，古今中外不到两三百人。这仅就文章这一行而言，写了许多书的人，能流传的又有几本？这都是“秀而不实”。所以文学也好，学问也好，无论哪方面，能够做到历史上有成就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孔子对人物的感叹。有许多人，聪明而进取，有前途，但最后并没有结论。许多人的事业、道德、学问，都在这两句话的范围中。勿轻后学因此孔子又对学生们讲到对年轻人的观感：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句“后生可畏”是孔子的名言，切不要轻视后一代的年轻人。从古至今，对年轻的后一代都非常重视。孔子说后来的年轻人可畏，并不是怕他，而是说值得用心培养，值得重视。“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千万不要轻视后一代，不要以为未来的不如现在的。这一点我们不要冤枉孔子了，我们学术界经常都把孔子描写成非常古板、保守的。实际上孔子的思想最前进，他不轻视后一代，更不轻视后来的历史，认为未来的社会不比现在差。所以他说你何以知道将来就不及我们？以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还没有成就的话，那也就算了，再没有什么可观的了，这也是事实。前面说过，我个人的看法，人类文化永远是年轻的，到现在为止，永远都在幼稚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假使真正成熟，在文化的立场来看，此时人类的生活就永远安定了。这个理论是最麻烦的历史哲学问题，在此我们不去多讨论它。这一段也是孔子在鼓励青年们努力，我们过去有一句格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还是他对于学生们的鼓励：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这固然是他对学生的鼓励，也是我们一生作人做事值得效法的地方。“法语”，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说的“格言”。古人的名言，古时也称“法言”，有颠扑不破的哲理。我经常告诉来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要走冤枉路，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读“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本书，努力一点，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就懂了。三字一句的《三字经》，把一部中国文化简要地介绍完了。历史、政治、文学、作人、做事等等，都包括在内。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学者，认识了三千个中国字，就了不起了。假如你考我，要我坐下来默写三千个中国字来，我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慢慢地去想。一般脑子里记下来一千多个字的，已经了不起了。有些还要翻翻字典，经常用的不过几百个字。所以《千字文》这本书，只一千个字，把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等，都说进去了，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这本书是梁武帝的时候，一个大臣名叫周兴嗣，据说他犯了错误，梁武帝就处罚他，要他一夜之间写一千个不同的字，而且要构成一篇文章，如果作不出来就问罪，作得出来就放了他。结果他以一日一夜的时间写成了《千字文》，头发都白了。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四个字一句的韵文，从宇宙天文，一直说下来，说到作人做事，所谓“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不要以为千字文简单，现代人，能够马上把《千字文》讲得很好的，恐怕不多。至于格言，也有一本书《增广昔时贤文》，是一种民间的格言。过去读旧书的时候，等于一种课外的读本，个个都会念，包括作人做事的道理在内。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话，如“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的作风。但有很多好的东西，都被收进去了。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市面上发行的《昔时贤文》，又把闽南语的一些民间格言也放进了。讲中国文化，除四书五经以外，不要轻视了这几本小书，更不要轻视那些传奇小说。真说中国文化的流传与影响，这几本小书和一些小说发生的力量很大。四书五经，除了为考功名以外，平常研究起来又麻烦，就很少人去研究。而这几部书，浅近明白，把中国文化的一精一华都表达出来了。这是说到“法语”而引出来格言的道理。孔子说历代的格言，构成了“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能够说不信从它吗？譬如我们看到了很好的名言，一定因欣赏而背诵下来，默记在心。“改之为贵”，仅仅欣赏也没有用，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一样，照照自己，反省反省，发现自己的毛病，然后彻底改正，这样读书，才是学以致用。“巽与之言”就是顺从的话，顺着你的意思的话。有人编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位侨领之流，年纪也大了，人家请他在一家豪华饭店吃饭，坐在首席。这位老先生经常放屁，联珠直响以后，他道歉说：“对不住！”旁边有人说：“没关系，不臭。”这位放屁的老先生说：“真的吗？那就糟了，听人家说老年人放屁不臭，命就不长了。”此话一出，那位说“不臭”的朋友愣住了，其他的人也很尴尬，过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人用鼻子嗅嗅说：“唔，现在有一点点味道。”这也就是巽言的刻薄形容。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出国前找到一幅祝枝山的画送给一位朋友，这位侨商展开画，看了祝枝山的名字后说：“啊！他画的，我认识他的，他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听了，不好意思说穿是明代古书，只好说“巽与之言”：“那恐怕他忘记了，我回去要他替你加上好了。”高帽压人低这位朋友说的笑话，虽然非常刻薄，但他的经验阅历非常多，对事情看得非常透。人的经验阅历多了，也容易变成尖酸刻薄。我现在老了，有资格对年轻学生们说，他们骂我们老年人老奸巨滑，我绝对承认，而且认为是恭维的话。老奸不是巨滑，因为年龄越增加，经验越多，讲话就只好保留一点，这也是一种修养的工夫。如果年龄增加，人情经过多了，把人事看透了，而转来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厚道，宁可你不对，我不挖苦你，不刻薄你，仍诚恳对你，这是道德，这是学问。各位要注意，假使作领导人，自然有好听的话要来的。孔子说，顺耳的话，听了难道会不高兴吗？捧两句总比骂两句听来舒服，明知道那两句捧的话是假的，可是总舒服点。清代才子袁枚有名的故事，他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出来作县长，赴任之前，去向老师——乾隆时的名臣尹文端辞行请训，老师问他年纪轻轻去做县长，有些什么准备？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枚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有几人像老师这样不要戴的。老师听了也觉得他说的有理。当袁枚出来，同学们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他说已送出了一顶。这就是孔子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好听的话谁不愿听？所以我们要注意“绎之为贵”，绎就是演绎，要反省、研究、推敲、分析一下。“说而不绎”，光喜欢好听的话，自己不加反省、推敲。“从而不改”，对于好的格言，只是欣赏，而不依格言去改自己的毛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对于这种人，我也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这也是说知识分子讲理论，告诉人家如何如何很容易，要做到就很难，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孔子的学问是讲实际行谊的，能够做到，才是真的学问。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句话是重复的，前面说过，不再讲了。重心在“无友不如己者”，千万不要依古人的解释，认为交朋友一定选比自己好的，那就错了。要尊敬每个人，认为所有的朋友，不可能不如自己的。意气凌云下面是讲学问之道，除了知识以外，要注意气节的培养。气节是人格的中心。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说一个人中心思想的养成。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讨论过的，佛家、儒家都主张作人要作到无我，这无我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处理事情则要有我，要有正确的意志思想，用现代话说，便是主义的中心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古代作战，如果把对方主帅抓住了，三军失去了领导人，就整个崩溃了。对人而言，“匹夫不可夺志也”，任何一个人真有气节，立定了志向，怎么样也不会动摇。我们看到抗日战争，多少年来，许多朋友，为国家、为主义牺牲，很多人值得钦佩的，他们可歌可泣、有气节的事太多了，像许多敌后工作人员，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始终志向不屈，气节不变，就是说个人的思想与意志，是很难征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人对于思想、文化侵略的严重，还不大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一点都懂了，在战略上先侵夺对方的意志，先把敌人的思想意志变更。在人类文化的战争史上来说，到这几十年来，他们才真正懂得运用这个道理。拿中国历史来说，我们中国自南北朝以迄满清，经过好几次的亡国，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站得住，外来的民族结果都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就因为文化力量的伟大。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来问我，全世界的国家亡了就亡了，永远站不起来，唯有中国经过好几次的大亡国，但永远打不垮，永远站得起来，理由在什么地方？我答复他说，关键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统一”，文化的统一，思想、文字的统一。现代的欧洲，和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交通不统一，经济不统一，言语也不统一。我们中国言语，到现在也还没有统一过，广东话、福建话，各省各地都有他的方言。但秦汉文化统一以后，不但是整个中国，即使整个亚洲，包括日本、东南亚各国，都是中国文字。最近东南亚曾经先后想改，不用中国字，结果没有办法，改不了。越南在变，变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马来西亚也在变，有从那里回来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把“”字变成“　”，去掉中间的两点，但学生还是写“”字，老师就说那是以前的，现在新来的　不必要中间的两点，新式的　不用那两个螺丝钉了，可是学生说字典上还是有螺丝钉。据说这一类的趣事很多，所以统一的文化非常重要。因此文化不能亡，不能挖根。我们有些国人，自己去做文化挖根的工作，这是自取灭亡的事情。因此孔子讲到个人“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节，表现于日常生活上的情形：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这是孔子描画出的子路。如果现在遇见子路这样的人，是很有味道的；有侠气，讲话直，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没什么心机，宋江想打一个鬼主意，就往往被李逵叫开了。孔子弟子中，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当然，子路有学问，他并不像张飞、李逵的粗鲁，但个性豪迈，慷慨尚义。孔子说他，穿着破旧的袍子，与富贵中人穿了皮袍的——大陆北方冬季严寒，非穿皮袍不可，至少穿羊皮，高级的穿狐皮、貂皮、灰鼠，相当贵的——站在一起。“而不耻者”，他没有自卑感，丝毫不觉得不如别人，这种气魄不容易养成。通常穿一件蹩脚的衣服，到一个豪华的场所，心理上立即会觉得自己扁了。这就要有真正学问的气度，即使穿一件破香港衫，到一个华丽的地方，和那些西装笔挺的人站在一起，内心中能真正的满不在乎，不觉得人家富贵自己穷，实在要有真正的修养。孔子说这种气度，这种修养，只有子路做到。如孟子所说“说大人则藐之”，见到了不起的人，也看得很平凡，很普通。下面孔子引用《诗经·邶风·雄雉章》中两句诗称赞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子路能够做到，凭四个字“不忮不求”。“不求”，大家都知道，你官大，我不想作官；你钱多，我并不以为钱是了不起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穷是悲哀，对你无所求嘛！什么是“不忮”？以现代观念解释，就是心中很正常、坦荡，你地位高，有钱，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并没有把功名富贵与贫贱之间分等，都一样看得很平淡。对人不企求、不寄希望，自己心里非常恬淡、平静。如此作人做事，“何用不臧”？哪里还行不通？有此心理，自然就气度高华。所以说培养气质，不是衣服装饰可以培养得出来的，要在内心上具有这种修养，风度、气质自然就出来了。子路听了老师用《诗经》这两句奖励他，就“终身诵之”。孔子又说他，我说你好，你就得意起来了。我讲你对，这不过是学问的过程，而学问永无止境，以此到处炫耀，你就已经不行了。因此孔子的结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冷了，所有的草木都凋零，只有松树与柏树永远是碧绿的——台湾的气候看不出来，大陆上四季分明，就看得很清楚——这是孔子的感叹。人生要在最后看结论，人要在艰难困苦中才看得到他的人格，平常看不出来。如  文天祥  (《论语别裁》人物)就是一个例子，国家无事时，他是一个风流才子，谁看得出他后来竟是一个如此坚贞而正气浩然的人。所以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山顶上有一种草，可以作药用的，台湾也可看到，名叫“独活”，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有草都不生长，只有这种草生长，所以叫“独活”，就是劲草，大风都吹不倒。时代的大风浪来临时，人格还是挺然不动摇，不受物质环境影响，不因社会时代不同而变动。国家一乱，就看到了忠臣，也就是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达德的重心下面孔子说到人格修养的三个重点。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达成完美的人格修养，重要的有三点，缺一不可。智慧，我们要注意，“知”在东方文化里并不是知识。书读得好，知识渊博，这是知识。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聪明。研究佛学，就看出来了。照梵文的音译，“般若”这两个字，中文来解释，相当于智慧。当时我们翻译佛学经典中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其中的“波罗密多”、“般若”都是梵文译音。“般若”的解释是智慧，为什么不译成《金刚智慧波罗密多经》呢？因为中国过去翻译有“五不翻”，外文有此意义而中文无此意义的不翻，为“五不翻”中的一种。现在对外国学生上课，就常有这种情形。譬如“境界”一词，外文里就没有这个字，勉强翻成“现象”，但并不完全是境界的意义。“现象”是科学上的名词，“境界”是文学上的名词。譬如说有人常引宋代辛稼轩有名的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就是境界，若隐若现。再说诗的境界，如“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好境界！如改作“飞机轰轰对愁眠”那是噪音不是诗了。李后主词的名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若是“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那就没有境界了。这是讲文学的境界。如把境界翻成现象，就只有“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才是现象。又如中国文字的“气”如何翻译？西方文字不同，氧气、氢气、瓦斯气，究竟用哪一种气来代表？中国字就不同了，一个“电”字，就有许多的妙用。在外文就不得了，现在外文有十几万字，真正常用的几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学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这种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后，谁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将来非毁弃不可。而中国只要一个“电”字就够了，发亮的是电灯，播音的是电唱机，可以烧饭的是电锅、电炉，还有电影、电视、电熨斗，只要两个一拼就成了，谁都懂。外文可不行，电灯是电灯的单字，电话是电话的单字，所以他们的物质越进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后，人的脑子要爆炸的。所以现在中文翻外文，就是采音译的方法，然后加注解。我们过去的翻译，不像现在，尤其南北朝佛学进来的时候，政府组织几千个第一流的学者，在一起讨论，一个句子原文念过以后，然后负责中文的人，翻译出来，经过几千人讨论，往往为了一个字，几个月还不能解决。古人对翻译就是那么慎重，所以佛法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的人学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谁知道他翻的什么东西？所以翻来覆去，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给他们搞翻了。当时“般若”为什么不翻成“智”？因为中国人解释“智”往往与“聪明”混在一起，所谓“聪明”是头脑好，耳聪目明，反应得快就是聪明，是后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后天的反应，天分中本自具有的灵明，这就叫智慧。他们考虑梵文中这个字有五种意义，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来，所以干脆不翻，音译过来成“般若”。这里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仁者不忧”，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圣人之道与才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讲到这种人生的经验，孔子真是圣者，实在了不起。他说有些人可以同学，年轻做朋友蛮好，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不一定能共事业。假如有一个事业，认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后来朋友变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业，还是好朋友，多圆满！朋友是难得，结果变成冤家，等于离婚一样，该多痛苦？所以汉光武找严子陵，而严子陵始终不干，始终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汉光武的官，最后历史的记载，两人有没有这光荣史迹，就不知道了。“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业，但是没有办法共同建立一个东西，无法创业。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再回过来看这节书，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对孟子，把圣庙里孟子的牌位丢掉，说孟子没什么了不起。后来观念转变，翻开《孟子》一看，读到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认为孟子真是圣人，恢复了孟子在圣庙的牌位。这就是说明要人生的经验多了，才体会得出圣贤之言的可贵。“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些人可以共同创业，但不能给他权力，无法和他共同权变。这在历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学问、道德都不错，作别人的高级干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错，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他自己会害了自己，就坏了。譬如现代史中的袁世凯，和  曹操  (《论语别裁》人物)差不多，是乱世奸雄，治世未必能。如果一个人大权在手，又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把权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赞元禅师与  王安石  (《论语别裁》人物)再说，由“可与共学”到“未可与权”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借用宋代蒋山赞元禅师对王安石说的话，作为更进一层的了解。王安石与赞元禅师交情犹如兄弟，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作了宰相，王安石每个月都要写信给赞元，而赞元始终不打开来看。有一天王安石问他能不能学道，赞元禅师说：“你只有一个条件可以学道。但有三个障碍永远去不了，只好再等一世，来生再说学道的事吧！”王安石听了很不痛快，要他说明。他便说，你“秉气刚大，世缘深。”你的气大，又热心于人世的功名事业，成功与失败，没有绝对的把握，你心里永远不会平静，哪里能够学道呢？并且你脾气大，又容易发怒。作学问，重理解，对学道来说，是“所知障”，你有这三个大毛病，怎么可以学道？不过，不大重视名利，而且生活习惯很淡泊，很像一个苦行僧，只有这一点比较近道而已。所以说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论，等来生再说吧！我们看了这一段对话，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与宋神宗时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说的这三句话的份量了。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所引用这四句古诗，用得很妙。“唐棣”是一种植物，像栗子一样，台湾也有栗子，五月间开白色的花。这诗上说到看见唐棣开的花朵，好像是反偏在一面的情形，因此引起一时的感想，了解任何一件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有些事所以一时看不清楚，都是因为它太亲近，反而使自己受到蒙蔽，其实，道理就在你的面前，就像在你家里一样，只要多多一精一思，就可以知道是自家本有的。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便是此意。唐棣之花的四句诗，它包含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说前面有一朵花，真是好看，可惜偏向了一点。第二是映射偏差的过失，是由自己不注意去深思所致。作事业或作人，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不太注意最浅近之处和偏信最亲近的人。由人生的经验以及历史上的教训，我们便可知道，一个人的失败，整垮你的不是敌人，往往是你左右最亲信的人。也不是左右的人有意整垮你，而是他无意犯一个错误或太多的错误，结果却帮忙你拆垮了台。所以人最不容易看清楚的，是自己同室的人和最亲近的事。好像我们戴眼镜，可以看见外面的事，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眼镜，把镜片撞破了，也把眼睛伤害了。四句话连起来就是说，我们有爱好，就有偏私，有了偏私，往往就看事情不清楚，越亲近的事物越看不清楚。这要特别注意。“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的结论，他说实际上都是自己不肯用心去深思，才看不清楚。其实，最高远的道理，就是最平凡、最浅近的。我们往往把摆在面前的事情看得漫不经心，不屑去考虑，才种下失败的种子。一般把《论语》二十篇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十篇为上论。《论语》上半部的最后一篇，也就是上论第十篇《乡党》，因为这一篇多半是记录孔子日常作人处世的态度，比较枯燥一点。事实上以现在的观点来说，也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素描。本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的一方面，等于研究孔子的一个结论，我们暂时把它保留。上论到此就告一段落。